姬德强 王琳 见外知内：国际传播的过渡状态与文明范式转型

　　如何处理内与外的关系一直是国际传播的底层问题。本文聚焦中国国际传播工作从对内向对外转化的“过渡状态”，即在关注外部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重构了内部视野的边界，与之伴随的是对自身传播能力的集体性焦虑和对外部效果证明的渴求式心理，并提出两个方面的过渡性表征。一是理论方面以“外”为要，通过提炼国际精准传播理念和与区域国别学交叉互动，实现了研究的矛盾转移；二是实践层面则以“外”为准，表现在主体上的代理和平台上的借用，并通过效果评价将量化可见性的工作压力内化，进而塑造了有关“外”的技术性迷思，同时也引发了与自主性诉求之间的心理紧张关系。面向未来，走出“过渡状态”，国际传播工作需要超越内外之别，在“文明传播”的框架里找寻新的坐标，目标是推动形成基于多元传播主体的复线交往范式。在这个过程中，内与外的边界将被重构，对“外”的多元主体性构成的认知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互为主体和共同叙事将成为国际传播的文明范式基础。

　　对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来说，内与外的区别和关系一直缠绕其中，这和不同主体对传播边界的认知有着密切关联。如果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作为理所当然的边界，国际传播则是一种政治主体性的表现；如果将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作为边界，国际传播则获得一种文化主体性，对外不仅要达成战略传播或政治效果，还要实现“以文化人”的融合意图。除此之外，在国家动员之下，不同程度参与国际传播工作的各类社会群体也将自身的涉外实践工作、学习和生活经验（如语言学习、跨国旅行、媒介消费等），以及个人化的国际社会网络，作为想象和话语资源，投射到相关的讨论和实践中。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中的“内外观”就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且多面的状态，既有宏观的国家和文化认知，也有微观的个人身份认同，为塑造国际传播工作的“边界共识”设置了较多的障碍。

　　总括而言，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中，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内外观”，交互影响着观念和实践。一是将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截然分开，强调在中国特有的媒介体制内，存在内宣与外宣之间完全不同的实践逻辑。在这种认知下，所谓的“外宣内宣化”就成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背后指向的是对以内宣逻辑主导外宣工作，进而形成“有内无外”和“自说自话”的传播效果的质疑。这一判断已经成为一种业界和学界的“常识性”话语，尽管很少有研究和讨论深入细究其中的历史复杂性，甚至是部分的现实合理性。二是认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是相互构建的，国际传播代表了一种“全球中国”或者“世界之中国”的新传播实践。这一认知强调内外舆论场的关联和互动，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几乎任何重要的中国议题都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场的有机构成要素，内外两个舆论场以及内宣和外宣实践终将融为一体。相比而言，第一种认知更强调有界，而第二种更主张无界，尤其是受到数字技术全球普及化进程的影响。

　　实际上，在这一有关内与外的认知差异中，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外”的问题。如果说“知己知彼”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处理“内外观”的历史智慧，那么“知彼知己”的顺序似乎更符合当前“过渡状态”下国际传播工作的现实需求。这里的“过渡状态”指的是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重视内外之别到聚焦外外之别的过程中，通过提升“知外”能力进而重塑内部视野的一系列研究和实践。纵观20世纪至今的历史，“对外宣传”“对外传播”等成为处理内外认知和交往关系的主导观念，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甚至是大多数研究者和从业者对其相关工作的核心价值基准。但是，随着国际传播成为跨越政策、学术、实践等不同领域的新观念，内外之间的主体与客体关系逐渐被主体之间的关系所替代。“外”不再是一个可以轻易被改变的、本质化的想象性对象，而是逐渐显现为一个复杂且有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的存在，需要深入其中、出乎其外，实现外部知识和视角的内部转化，逐渐提升自身内外兼修的传播能力。在“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过程中，国际传播所面临的“外”的陌生性、复杂性、压迫性以及不可控性，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研究和实践挑战，也引发了国际传播工作正在呈现出一种以“外”为原点的新的知识和实践的勘界运动。

　　尽管以自主性为原则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依然是国际传播的研究重心，但是达成这一目标的路径已经部分地转向了“由外而内”，这无疑和“知外”工作在战略意义上的重要性的提升有密切关系。至少对媒体和传播研究而言，更加在地化地理解目标区域和国家的媒介环境和传播生态，尤其是媒介与政治等其他社会部门的互构关系，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议程。只不过，这个矛盾的转移或视角的转化还处于初步阶段。

　　对国际传播研究而言，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是一个重要乃至必备的田野经历，对深入理解国际学术多样性和比较视野的重要性，特别是“外外有别”以及“外”的多元主体性和稳定性有重要价值。2012年以来，笔者作为中国研究团队成员参与了一个由芬兰科学院支持设立、芬兰坦佩雷大学荣休教授卡拉·诺顿斯登 （Kaarle Nordenstreng）和时任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达雅·图苏（Daya Thussu）主持，名为“变动中的媒介体制：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Media Systems in Flux: The Challenge of the BRICS Countries）的大型国际学术合作项目，与来自五个国家的媒体学者，围绕新闻实践、新闻伦理、新闻体制等进行了为期十年的国别案例和国际比较研究，先后组织会议十余次，出版了《图绘金砖国家媒体》（Mapping BRICS Media）、《当代金砖国家新闻业》（Contemporary BRICS Journalism）等三部著作和数十篇论文，在充满复杂乃至矛盾认知的国际传播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集体性影响，也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国际传播学者网络。作为一种国际学术合作意义上的自我民族志经历，个人最大的感触和反思是“外国”媒介体制及其新闻惯习的稳定性，其内部状况虽然时有矛盾——大多与政治竞选活动和媒介市场变化有关，同时也都面临着数字技术普及所带来的传统媒体的生存危机，但各个国家的内部逻辑在制度、规范、认知上的高度自洽，从项目开始至今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

　　除此之外，与中国媒介体制、新闻业、数字化转型有关的讨论也大多发生在平行的案例分析和简单的跨国比较中，较难深入到更为复杂的“内部阐释”层面，也就无法构建起更有意义的对话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项目本身组织条件的局限，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所谓“外”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平衡、历史和制度的差异、基础设施和话语权的不对等，这些看似改变国际传播秩序的动力源，都无法简单地成为改变各国内部自洽逻辑的原因。因此，如何在保证差异化认知的同时，实现互不干涉地共事，就成为每一位研究成员的学术自觉和身份认同。对本文来说，这一案例的价值恰恰在于展示出理解“外”且与其共处的必要性。也正是因为这一段依然在持续的学术合作经历，对任何“中心化”和“普遍化”的国际传播研究，笔者都始终抱持一种谨慎的反思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研究就是要处理好与“外”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尝试直接去评价乃至改变它。

　　在“国际”传播而不是“对外”传播兴起为重要的政治、学术和实践话语的当下，如何以“外”为要，反向推动国际传播的内部视角转化与知识生产变革，无疑成为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学术现象，而相应的政策部署、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明。

　　首先是国际传播政策和实践话语中对所谓“精准化”的强调，即传承自20世纪的“外外有别”的对外工作原则，提出要高度关注国际社会在区域、国家、群体、平台等层面的分化，从而准确对接多元主体和多元场景的信息需求。这一政策导向显著提升了“知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强调了更具复线传播色彩——也就是多元主体网络化和场景化连接——的统战逻辑在国际受众关系构建中的关键作用。在实践话语中，随着数据技术和算法力量的不断渗透，国际传播主体及其关系的可计算性成为实现特定传播效果的重要支撑。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模糊感日益变得更为清晰，传播的大众性也快速转化为个体性。不管是社会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的精准化，这一政策和实践话语的鲜明转向无疑将“外”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拆分，标示出国际传播工作的未来方向。

　　然而，学术研究的进展与这一要求还相距甚远。虽然受众研究一直是新闻、媒体与传播领域的重心，也曾经展现出对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兴趣，但是受限于资金、语言、人力、网络等条件，大规模、长期性、累积式的国际受众研究一直相对匮乏。相较而言，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更是因为缺乏可靠的国际受众数据和资料，从而形成了对自身传播能力的集体性焦虑和对外部效果证明的渴求心理。然而，即便是强调了受众研究意义上的精准化，但是在当下的国际传播研究中，这一理念的“自我中心主义”色彩依然十分浓厚，而且延续了控制论意义上的效果导向，从而使得国际传播成为一种看似靶向精准，却只是将这些“外”部因素视为单一传受关系的构成部分的传播观念，同时也简化了“外”部受众的复杂主体性、多维行动力和身份的在地性。除此之外，数据和算法逻辑的上升——尤其表现在对流量效果一边倒式的肯定和利用上——也遮蔽了一个关键变量，也就是计算技术及其平台机构本身就是一种“外”在于国际传播的中介性力量，而且更多受到资本、政治、安全等因素的直接影响，扮演的是一种商业信息和用户生态的调节者与维护者角色。它们所要实现的是多维供需关系的精准化匹配，从而从中抽成，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传播者所设想的传播效果和传播关系的精准化。这一对看似一致实则矛盾的关系，需要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得到清晰辨认，否则，平台权力或称对平台的依附关系对于国际传播理念和实践的渗透会变得更为深化。

　　其次是作为一个交叉领域的区域国别学的建制化努力。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国别与区域研究来源于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对一个西方主导的、以中心-边缘为特征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学术性回应，即深入接触、理解乃至评判“与我（西方）不同”的文化群体及其行为和心理特征，带有较强的权力中心性和等级性色彩，大多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特定国家的对外战略。作为一个学科，区域国别学在中国获得合法性也首先是和国家意志的选择有关。加强“知外”能力的目的首先是在国家的对外工作中提供智力支持。

　　但是，区域国别学也绝非简单的知识工具，而是成为平衡内外关系的重要知识资源。一方面，不管是长期以来被建构的各类“区域”还是两百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具有自身行动逻辑的主体，需要进行系统而全面（holistic）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其主体视角反观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将“区域”置于“国别”之前，而不是沿用过去学科建设中民间常用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也代表了当代中国的一种意愿，即如何推动一些新的区域联盟、区域合作和区域认同的建设（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以及多种类型的区域性命运共同体），进而形成重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新动能。虽然在区域国别学的建制化过程中，国际传播（及其天然所属的新闻传播学子领域身份）往往因其对媒体行业的关注而成为一个相对附属的知识领域，但却因此获得更多的“双向奔赴”的理论想象力。至少在更为复杂的媒介化世界中，国际传播可以借助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将研究和实践的视野投向更多在地化的媒介环境和舆论生态，在关注特殊性的前提下深入理解整体性与普遍性。

　　综上，至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外”已经不再是一个客体化的、本质化的乃至空洞的存在，而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主体群落或主体系统，正在经历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变。这一认知层面的共识在学术界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然而，由于缺少来自“外”的经验材料，尤其是在多元文化中（包括语言、族群、制度、学术）长期、深入和充满自反性的“在场”生活与工作经历，相当多的国际传播研究者依然不得不陷入与“想象的他者”的对话关系之中，也在看似强调“知外”的重要性的同时，巩固了一种相对开放的“内部视野”。换言之，在对内与对外之间，国际传播研究目前呈现出一种“过渡状态”，即在关注外部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努力重构了内部视野的边界，而这一来自“外部认知压力”的结果，也与民族复兴和文化自信背景下，内生于中华文明的一种“内外观”，在时空上实现了并存，而且呈现出一种较为紧张的共存和咬合关系。

　　中华文明以融合、一统、稳定为特征，长期以来形成了与晚近的西方文明并不相同但又受其影响的复线文明观，这种文明观具有三个叠加的维度。一是自成体系，强调华夏文明中心论，构建了一套帝国伦理传播秩序，并将其投射到后来形成的现代国际关系中。在这个秩序中，所谓的“外”更多的是指华夏之外的蛮夷之地，即便到了晚清，还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描述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为内核的崛起的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当下的国际传播观念依然具有这一“向内看”的中心论色彩，也主导了众多的叙事和话语实践。二是融入变局，尤其是西方现代性所构建的线性进化论和文明等级观，在较为稳定的华夏中心秩序中加入了另外一种中心论，而且后者更具侵略性和整合性，将实力的强弱和文明的素养设置为同一性标准，并掩盖了背后赤裸裸的“剥夺式积累”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逻辑。由此，文明的进程不再是“以文化人”的认同构建，而成为一种基于实力对比的强制性游戏。是否进入和融入这一游戏，将决定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先进与落后，乃至生死。三是在稳定和变局之间找寻自主性和普适性路径。这一维度尤其表现在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代表的一系列话语实践之中。在伦理意义上的文明观和发展意义上的文明观之间，找寻一种兼有的观念并以其指导国际传播实践，已经成为国际传播转向一种“文明范式”的重要考量。这一变革至少是因为当下的“国际”视野已经无法承载更为厚重且复杂的中华文明内涵，也是因为“第二个结合”所反映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性已经无法将某种尤其是西方单一文明观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还包括深度去西方化和去殖民化后的国际传播观念，更需要与其他非西方文明传统的横向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在用一个更为复杂、立体、包容，并且充满反身性的文明观，重塑着充满西方现代性标准和20世纪冷战色彩的国际传播概念。

　　结合上述对“过渡状态”的讨论，面对由外而内的能力焦虑、专业恐慌和认知压力，国际传播的研究者和从业者在中华文明的复兴崛起中找到了一条重要出路：一方面，需要处理好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这一理性行为体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在传播中实现的问题，由此，国际传播的战略性、策略性乃至工具性色彩得到显著加强；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体系性和包容性也让有关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想象可以不再栖息于直接的实力对比，换言之，国际传播可以变成另外一种观念和实践。后者以非线性、开放式、充满伦理意义的文明观为基础，甚至可以将国家之间的内外关系重置于一个更大的传播生态之中，而国家仅仅是其中一个相对更加重要的行动者而已。当然，这种理论想象即便合理，也必须直面上述经验和材料不足的困境。文明传播只有成为一种更活跃的跨界实践，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学术合法性。一种“经验式的救赎”将决定这一转向在学术层面获得成功，而不至于使其仅仅成为政策话语的阐释者和附属物。

　　除了学术研究，如何“知外”也成为国际传播实践领域的重要议题，主要表现在对外部传播资源的借用和以“外”为准的效果评价体系上面。虽然国际传播工作本就是以“外”为目标，但是受制于所掌握的外部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走出去就可以”的单向逻辑，也包括中华文明自成一体所带来的“向内看”的认知习惯，来自外部的反馈和外部的视角长期以来并未成为传播实践中的重要考量。然而，随着“传播力”“影响力”“效能”“效力”等成为评价这一工作的新的强制性标准，以及“国际传播”这一新的实践性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与外部世界的平等且复杂的交互关系，特别是逐渐丰富的外部经验与长期坚持的主观判断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外”的重要性无疑得到了显著提升。在由内而外的实践转向过程中，一个有关“外”的迷思也正在悄然形成，来自外部世界的资源、话语和证据被认为是国际传播工作实现系统性破局的关键，而如何提高对国际社会多元语境的“适用性”则成为效果评估的基础。

　　对国际传播实践来说，虽然“造船出海”是最佳选择，也在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时代实现了一定的自主性突破，但依然面临内容、主体和平台短缺，以及受到冷战思维和西方主导话语影响，从而对中国媒介体制的系统性不信任等认知偏见问题。于是，“借船出海”逐渐成为一个替代性的选择，也预示了进一步整合和利用“外”部资源成为实现国际传播工作破局的实践路径。近年来，对外部传播资源的借用往往表现在主体和平台两个层面。

　　首先，国际传播主体一般存在机构性和非机构性两类。机构性主体以政府、媒体、重要文化机构等为代表，而非机构性主体包含个人、群体、机器等。两者的界限也不是泾渭分明的。虽然机构性主体依然是国际传播的主要力量，其间的联合或博弈依然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矛盾，但在跨国互联网平台崛起、个体和群体参与成为信息产消的新兴力量、自动化的机器不断超越人类社会的传播生产力的背景下，对以网红、粉丝群体、智能体为代表的非机构性主体的征用正在成为国际传播工作的选择和趋势之一。

　　对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来说，在以机构性媒体为代表的国家力量被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场用各种方式“去合法性”的过程中，如何借用其他国际媒体和非机构主体，提升国际传播的可见性和影响力，就成为重要的策略性选择。于是，加强基于内容交换和联合制作的媒体合作变得更为重要。以央视国际视通（CCTV+）为代表的内容合作平台就展现出机构性媒体进行内容合作的后台化和平台化趋势，通过将内容交换和共享到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终端，实现内容的在地化触达和传播。与此同时，为国际主流新闻媒体主动提供内容资源，积极融入其内容生产流程，也成为国际传播实践“外部化”的重要手段。支撑这一实践方向的重要原因是国际舆论议程对中国社会内部信息和观点视角的刚性需求。然而，这一主动融入的过程也往往伴随着被“他者化”的可能。如何与此类西方媒体议程共存和对话，尤其是深入其中理解其政治合法性身份和专业意识形态构成，及其商业化或公共性的组织运行逻辑，就成为能否通过策略性的“议题嵌入”实现可见性提升和议程转化等目标的关键。

　　与此同时，以甲亢哥为代表的外国“网红”成为平台时代最具连接性和传播力的外部传播资源，也成就了“网红外宣”这一过渡型和不确定传播形态的崛起，其核心依然是平台经济驱动的信息商品化逻辑，而外在表现就是流量生产力。外国“网红”或者更准确地说“国际社交媒体影响者”是一种双重身份的结合体，即平台流量生产者和外国身份持有者。前者实现了传播效果数据化的目标，后者则满足了传播视角外部化的需要。两者在个体层面的结合给国际传播工作带来一种社交化的转向，即告别曾经单一的大众传播模式，转向基于重要节点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因此，我们可以将“网红外宣”视为平台经济对国际传播的改造，需要高度关注其潜在的经济危机和生态的不稳定性。简言之，主体层面的借用本质上是一种“话语代理”。这些非中国面孔的主体表达，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流量乃至认知效果，但与此同时，对话语主权的勘定、对策略实施的长久性依赖，以及最终对主动性的把握，都将“代理”与“代表”鲜明区分开来。对主体层面的借用是否可以呼唤出一种新的主体培养、主体涌现自觉，同样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反思。

　　其次，平台方面，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危机将国际传播的平台问题推到实践前沿。是否拥有自主可控平台，是否能够运用国际公共平台，成为国际舆论博弈的首要考虑。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的平台化需要处理的是基础设施的构建和借用问题。对当下中国的国际传播来说，自主可控的数字平台更多具有区域性和文化性特征，而且带有较强的消费主义色彩，与国际传播的战略目标之间存在一些需要调适的张力关系。即便是由中国互联网市场走出的TikTok，也很难被直接认定为自主可控平台，不仅是因为其服务全球市场的商业逻辑，还源于其陷入的数字地缘博弈。此类平台往往在资本与政治的复杂互动之间，不断地小心确证自身多面的全球在地合法性，也在这个过程中远离了国际传播的主体性身份。于是，如何借用各类国际互联网平台（包括基于计算逻辑的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以用户身份实现内容和观点出海，成为当下最为直观的国际传播实践，其所面临的复杂性和冲突性也注定了这是一场网络国际传播或网络外宣的“数字长征”。目前，中国的网络国际传播实践依然较多依赖于全球化语境下已然更加成熟的西方平台体系，如YouTube、X、Instagram等社交平台成为内容传播的主要渠道。例如，中国外交部的“推特外交”便以多语种形式努力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话语和文化突围，为在“他者的空间”讲自己的故事和观点提供了生动经验。

　　然而，在以趣缘、业缘、地缘为代表的这一圈层化传播生态之中，如何有效到达社会身份和文化背景更为广泛且多元的国外网络用户，争取更多真实可靠的外部自然流量，依然是一个无法被解释的实践黑箱。李鲤和余威健将这一国际传播的平台化定义为一种“空间关系性视阈”，提出要关注以跨国数字平台为中枢的全球—区域博弈逻辑。对“平台中心主义”的强调不仅直面了国际传播实践对全球平台的系统性依附关系，更是挑明了曾经的“国际”——也就是国家与国家的问题——在平台时代已经转化为用户与平台、用户与用户、平台与平台的三重二元关系。而将跨国网络平台仅仅视为“外”部渠道或工具的认知——也是当下实践领域最为流行的观点——将不得不遭遇平台化对国际传播主体关系和内外观念的系统性重构。

　　如果说国际传播工作中长期的平台借用协调了“在哪里说”的渠道问题，多元主体借用则用以回答“谁来说”的身份命题，由此指向的一种以“外”为准的效果评价体系不可忽视。之所以提出上述观点，主要是因为实践领域的效果评价正在被跨国互联网平台这一所谓“外”部的合法性力量所裹挟，将自身的技术－政治－商业逻辑反向渗透进国际传播是否有效的标准建构中，并集中体现为一种可以被称为“量化可见性”的操作规程。更多的流量自然代表了更高的可见度，这一实践逻辑看似合理，甚至与传统媒体时代的阅读率、收听率、收视率在传播效果的认知和评价逻辑上保持了一致性。然而，与相对固定的人的注意力资源不同，数字平台生产的数据流量更多是一种生产性劳动的结果，具有无限性，量化效果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与此同时，这一量化可见性受到平台干预和调节机制的系统性影响。何晶、王楠提出至少存在表达不可见、不以自己的方式可见、可见性难“破圈”等问题，认为这是一种算法对可见性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挑战。在国际传播领域，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倾向、文化态度等原因，对这一量化可见性的控制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正义问题。

　　因此，虽然制度性的“平台依赖”乃至“平台依附”（platform dependency）已经成为达成国际传播量化效果的重要实践基础，但是需要高度警惕两种认知迷思：一是将流量简单视为效果，而忽视了其在平台流量池中的占比以及对特定圈层化用户的封闭式影响；二是关注平台对量化可见性的控制，将流量正义或可见性正义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以平衡这一不具备自主可控性的“外”部压力对国际传播工作所产生的异化后果。

　　除了主体和平台，鉴于国际传播能力的势差，内容层面的以“外”为准也作为实践路径运行多年，常见于机构性媒体或企业对国外内容类型、叙事结构和题材选择上的“模仿”和“再造”，尤以文化和娱乐节目的引进为甚。近年来，一方面，借鉴海外各类内容形式尤其是视听作品的题材选择、基础语法、剪辑节奏等，在中国故事的出海方面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内容突围，在照顾到国际受众的共通性媒介使用和内容接受习惯的同时，有助于让世界更好地认知和听懂中国故事，但是在语义协商和价值共鸣方面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文化原创性表达；另一方面，以网文、网游、网剧为代表的源自中国互联网市场的短内容和快产品也逐渐呈现出某种市场意义上的“反向流动”趋势，部分地实现了全球在地化的传播效果，尤其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内容市场中的消费主义“文化圈地”。然而，这一数字内容出海的商业化实践，所承载的内容和意义是否与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方向和核心矛盾有关，是否能躲避数字地缘政治的资源竞争和价值博弈，依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取决于相关利益方对国际传播工作边界的复杂认知。尽管如此，这一特定类型内容产品乃至相关商业平台的全球化，却展现出传播实践领域对“外”部市场和消费习惯的改造，是一种依托消费主义全球化对国际传播内容生态的再造，也蕴含着推动权力关系变革的可能。因此，在此类传播实践领域，当这些外部社会和外部市场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镜鉴，中国的国际传播将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主体性问题，而这恰恰是“应激－反应”模式下该领域从业者最少和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

　　综上，国际传播工作对“外”的敏感、恐慌与依赖，引发了一系列以“外”为准的实践变化。从内容生产到主体动员再到平台选择，更重要的是效果评价这一杠杆性力量，均走向了以外部视野为重要参照、以外部经验为客观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个过渡状态里，外部标准不仅引导着具体实践，还部分地构成了国际传播实践的合理性来源。然而，与这一有关“外”的技术性迷思兴起相伴随的，是因为外部条件的不可控所产生的实践压力，以及与自主性诉求之间的心理紧张关系。

　　面对一个变织的世界，作为一种“文明型国家”，中国的国际传播一方面需要适配现代国际关系格局和规则，维护鲜明的内外边界和平等的内外关系，以主权行为体的身份推动理性化沟通与博弈，目标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另一方面则在这一秩序框架内外，推动基于多元传播主体的网络化交往，进而呈现出一种国际传播与文明传播相互交叉的杂糅状态。在这个复线交往的过程中，对“外”的多元主体性构成的认知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内与外在传播意义上的边界也将在多元主体交互的过程中被重构。

　　如上文所述，通过理论和实践中的“见外”，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逐渐对外部世界的运行内里和内部视野的外向转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面向未来，超越内外，走出“过渡状态”也许是在塑造国际话语权的同时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最终出路。在这个过渡或转型过程中，文明话语的崛起成为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话语的重要特征，不仅暗含了中国故事的普遍性和进步性意义，而且彰显了对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叙事的建构。换言之，国际传播只有走入文明传播的视野，才有可能缓解由外而内的压力状态，处理好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的二元对立关系。如上所述，文明视野具有横向的包容性和纵向的超越性两方面特征，体现出文明的开放性与进步性的辩证统一。

　　就包容性而言，长期以来，儒家、道家、禅宗等思想的论争交锋展现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蓬勃力量，其价值观念在与不同文化的融合、碰撞中不断提升思辨性质和理性精神，其“入世”追求和“仁”学根基是华夏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生动指导，并在广泛实践和理论架构中形成了圆融通达、气韵生动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为“过渡”状态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极具生命体验和历史经验的行动启发。500多年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从表层借用走向内在自觉的现实观照。这里的“知”，对应国际传播工作，理应“知己知人”的辩证统一，而所谓“知”实则是一种内在觉察，意味着勘定内外的第一要义并非对外展示，而是对自我文化价值的先行体认。相应地看，如若中国的国际传播之“知”偏重自我认知，但忽视对外部和对方文化、心理、习惯的深刻理解，对外部世界的“知人”不够深刻时，“知”未至，自然“行”无力；这里的“行”，不止于平台投放、内容生产和话语塑造的所谓规定性动作，更要将关切聚焦于“传播何种价值”“建立何种共情”等根本性命题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传播不只是对多元文明等级制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对其差异性的开放性包容，更是对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平等交往所产生的自我体认、自我反思和自我升华的推动。

　　就超越性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展现出的进步性已经为全球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这里的进步性包含两方面意义：一是为人类社会的跨界交往探索了新的可能，不管是基础设施层面的“一带一路”及其对无差别的互联互通的强调，还是各类数字工具对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的系统性连接，以及对以虚假信息和极化表达为代表的信息失序状态的敏捷治理，都为一种普惠性的国际传播路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尽管依然处于主体和平台的外部依赖阶段，但中国的一系列规划和实践也给后发国家如何破除硬软件壁垒和话语等级格局，共同推进国际传播秩序朝向更具开放性和平等性的未来提供了借鉴。与单纯的话语实践相比，这一“行动式传播”更凸显出中国在重新定义国际传播上的努力。二是这一可能的确解决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和权力关系给国际传播设置的重重障碍，尤其表现在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南南传播”方面。在西方文明的视野中，其他文明大多处于多元且落后的进化论的低阶状态，是需要被接触和对话但是更需要被同一的对象。相比而言，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则以“尊重各国的文明形态，充分借鉴吸收其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旨归，而且立足于和平共生而不是占领剥夺，于是更为包容和先进。在数字技术的充分和普遍赋能之下，一种数字文明传播的新形态将会逐渐成型。

　　将“内”与“外”放在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丈量，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类交往活动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民族的、地方性的历史，另一个是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历史。可见，一国一域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交往，全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都嵌于内外之间，“内与外”如何在某些具体议题上实现了交互，以及哪些传播主体将这一边界感打破，进而塑造了一种超越内外，或者连接内外的跨国、跨文化传播新现象，成为国际传播的新目标和新关切。而随着内外边界的逐步消解，“超越内外”的国际传播再定义也成为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已然不是简单涉外的单一传播工作，而是一种强调高效率、高精准度的复杂传播生态。

　　所谓“超越内外”，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阐发。一是从“本土经验”向“世界语义”的超越，即国际传播工作中如何让中国经验在世界语境中可转译、可共享、可激发共鸣。这需要让有价值的故事进入全球意义的生产系统，要求我们从经验的在地性出发，通向文明的普遍性，将中国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文明贡献；二是从“文化输出”向“世界交往”的超越，区别于主客二分的传播视角，文明视野更加强调“互为主体”的逻辑和“共同叙事”的可能；三是推动从“国家中心主义”走向更为开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视角的超越，让文明参与发展，亦即以国家为传播起点，以文明为传播高度，以人类共同命运为传播指向。

　　此时，再以“地理大发现”为原点远眺，以“全球化进程”为坐标回溯，五百年沧海桑田，历史从地球版图围合的那一刻便开始内外之间边界的书写。五百年风云际会，当数字技术链接未来、数字生态建设未来、数字经济引领未来成为现实，一笔崭新的历史大书写已由“数字”起势。当数字新大陆浮现眼前，一艘和衷共济、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人类的数字文明成果如何共创共享，科技伦理治理、政治经济秩序重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中的诸多风险挑战如何共同应对，都将成为国际传播的“超越”命题。换言之，国际传播“超越内外”的状态，应是真正“知行合一”的状态，是内部认知与外在实践的统一，是“文化自觉”与“传播能力”的升维，反映出超越借用、告别依赖、走向自主的特征，在复杂多元的国际社会中积极打造自身主体性，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文明张力、情感共鸣的国际传播新范式。

　　作者：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024；王琳，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传播白杨班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4